我的中医故事｜张弘兴：传承国医，传递幸福

“我与中医结缘源于我的父亲。”张弘兴告诉记者，他的父亲1964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，而后曾在北京东直门医院工作。“1973年，我们一家人到了德州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德州市中医院建院时，我父亲成为了建院元老。他做过院长、书记，是德州市名中医。”

耳濡目染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张弘兴也走上了学习中医之路。由于高考那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山东省没有招生计划，张弘兴考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。1990年大学毕业以后，他来到德州市中医院工作至今。

“中医讲究师承，讲究家传，我对此感触比较深。”张弘兴说，自己年轻时曾跟父亲一起坐诊，学到很多东西，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。“好比我现在有几个拿手的药方，我父亲的学生一看就知道是来源于老师的家传——当然，这些方子，我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，根据自己的思考，也变了一些，与原药方并不完全相同。”

他表示，经方、经典、经验“三经”的传承，对中医来讲至关重要。因此，后来他积极参与德州市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工作，并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。

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，不管哪行哪业，在攀登事业高峰的过程中，总要克服重重困难。坚持下来才能走向胜利。

张弘兴学医、从医的路也并不平坦。

“初到中医药大学时，一学到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尤其是中医药基础理论和很多中医经典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茫然无措了。”张弘兴回忆说，“阴阳、五行、气血，都是平时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太过抽象；而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文献，又都是古汉语，读起来更加困难。此前我虽然跟父亲接触过中医，可直到自己开始学习时，才发现要面临这么多难题，一度有点烦。但是既然已经开始学了，断然没有半途而废之理。我就坚持把一个个‘硬骨头’啃下来了。”

从业以来，他先后做过内科、病房、急诊等工作，一直没有离开临床一线。“临床大夫这个职业很累，但我还是非常热爱的。它让我有成就感和幸福感。”张弘兴说，“有位患者来找我就诊时，已经连续三个月持续发低烧，先后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过，查不出原因。我用补中益气汤给她调理了不到一个月，她的体温就完全正常了。患者感激不已，我心里也挺自豪的。”

谈起对中药具体用药方法的认识，张弘兴饶有兴趣地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，在跟父亲坐诊时，他发现父亲的用药量有时会特别大。

“比如，有一种药叫附子，能够祛寒；但它是有毒的，使用不当有可能会导致人恶心、呕吐、视物模糊。在药典上，它的用量应为3到9克。我父亲曾经用到过150克。”张弘兴表示，他自己这么多年来用到过的最大量是110克——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用这么多，而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加：第一次12克，再往后15克、30克、45克……最后才加到110克。

“我那个患者出奇地怕冷，夏天都恨不能穿棉裤，40年没出过汗。我这样逐渐加大剂量，就在不带来负作用的基础上给她治愈了。”

他形象地解释，用药就像吃饭，有的人饭量大，三个馒头才能吃饱，你给他吃两个，肯定就会差点劲；有的人吃一个馒头就饱了，要是给他三个馒头非让他都吃进去，那就过量了。“不够、多了，都不行，用药就要稳准狠。”

张弘兴说，用药前“胸有成竹”，治病才能游刃有余。

说到中医药行业，张弘兴说，自己有几点体会，不吐不快。

“一是近几年中医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中医药来治病，越来越多的人想用中医调理调理自己。甚至连西医医生都很重视我们中医医生，在很多学术交流活动时主动邀请我们发言，想听听我们的看法。这是全社会对中医的尊重和信任。”

“二是做大夫的平常对家人的健康都很关注。平时积极预防疾病；家人一旦患病了，哪怕是感冒，也马上介入，越早治疗越好，尤其是老年人。因为即使感冒，也有可能会引发很多其他更为严重的疾病。我母亲就曾经感慨：还是家里有个学医的好！”

“三是中医必须活到老学到老。我父亲基本上没什么爱好，连电视都不看，就是爱看书。三年前他去世时，我整理他留下来的书，就感慨不已——这么多书，什么时候能看得完呢？书中有很多经验，看得多了，不断和临床经验相结合，理论和经验形成良性循环，对医生的升华、水平的提高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”

“再有，就是医患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。很多患者不信任医生，你让他做检查，他不做，或者你不让他做检查，他非要求做。这种不信任有时会给医生出很大的难题。我遇到一个患者，在我们医院查体，做B超时发现肝上长了个东西，但仅凭B超定不了性，就在我们的建议下，先后又花了近5000元做了好几项检查，又赴北京看病，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早期，及时做了手术，现在恢复良好。患者信任我们，作了相应检查，最终的结果是很好的。”

张弘兴表示，社会对中医的尊重、中医对家人健康的帮助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、大多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，让自己的获得感、成就感越来越足，也越来越幸福，他将继续努力学习、传承中医药知识，为患者减轻病痛，向更多的人传递幸福。